從4月下旬開始，各路媒體記者雲集汶川、北川等地，他們開始準備5·12地震10周年的紀念報道。這註定是難以完成的任務，當初參加地震報道的記者，大部分已經改行瞭。新聞理想都抵不過歲月，有關地震的記憶，也很難抵擋。對新記者來說，如何“進入地震”，甚至都是一個問題。

10年，對宇宙來說不過一瞬，而對渺小的人來說，已經很長瞭。

2008年5月的媒體報道我曾經考察過一個抗日戰場。80年前，這裡炮火紛飛，中國軍隊為瞭阻擋日軍，不得不炸毀剛修建不久的一座橋梁。現在，那裡植被豐茂，和別的地方沒有什麼區別。僅有少數幸存者，可以指著那片土地講述當時的故事。

映秀震中附近，圖：黃新路在2008年，網上還很少看到視頻，一些“照片”凝固的瞬間，足以打動無數人。吳加芳騎著摩托車，背著死去的妻子，無數人就被這張照片打動瞭，尤其是女性，更為一個男人的有情有義所折服。地震後不久，就有一位女子找到吳加芳，宣稱愛上瞭他。他們很快就結婚瞭，又很快離婚瞭。

吳加芳成瞭一個大名人。一個月，一年，三年，媒體都會找他，檢視他“情義”是否還滿格。地震10周年報道，媒體還是忘不瞭他。他又有瞭愛情，經人介紹，他和一名女子相識並在一起瞭。但是，他當然不能忘記背上的妻子，他的願望，就是為自己的妻子立一塊碑。

5·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：我們一邊忘記，一邊分離

朋友在群裡轉瞭一個叫“東辰小郎”的微博名片，我問：“這是誰？”郎錚，那個“敬禮娃娃”。我在腦海中搜尋很久，才想起這個人來。當初在廢墟中向解放軍叔叔敬禮的三歲娃娃，如今已經是翩翩少年，而當初拍下他照片的《綿陽晚報》記者楊衛華，卻已經不在人世瞭。

新註冊微博的郎錚，微博認證為“汶川地震敬禮男孩”。現在他才13歲，還不能體會什麼是時間。盡管很多媒體都大幅報道，在微博上關註他的仍然隻有兩千人——對不起，大傢已經忘瞭你。

汶川地震和唐山地震，都造成瞭很大的傷亡。但是唐山地震的時候，媒體和社會都極不發達。盡管在河南的村莊，也會有村幹部喊大傢睡到外面“躲地震”，普通人對發生在唐山的事情，仍然知之甚少。到瞭2008年，都市報正處於自己的頂點，每個省會的報紙，都有能力往災區派出記者。央視和四川衛視都進行瞭長時間的播報，有些救援還進行瞭直播。門戶網站也處在高速成長期，全國的上班族，都可以在辦公室第一時間刷新來自地震災區的新聞。

這就是很多人紀念地震的本質：我們需要的是故事，是情懷，而不是真相和解決困難。我們需要吳加芳一遍遍給我們講“想給妻子立一塊碑”，我們需要那一刻的感動。車隊監控系統更多的時候，我們不知道吳加芳是誰。除非你把當時的照片打印出來，旁邊寫著他的事跡，否則沒人會記得他。

幸運的是，“5·12汶川大地震地震”才過去10年，不管是媒體還是個人，還能用手指向那裡，還知道哪兒埋著最多的孩子。那些孩子永遠停止生長，他們的生平，讓人痛心。

就媒體的報道來看，這不是他最新的“願望”，而是一直以來的願望，前幾年就報道過瞭。妻子就葬在傢旁邊的地裡，立一塊碑，應該不是太難的事情。即便有困難，在媒體的幫助下，也很容易實現。但是，我們都沒有去實現這個“願望“，而是把這個願望一直懸置起來，在每一個時間節點拿出來講一遍，用來感動自己和別人。

2008年以來，社會變化日新月異，今天的我們，相互之間的聯系更方便、迅捷，但是，作為一個“社會”，我們卻以幾乎相同的速度分散開來。地震後形成的團結彌足珍貴，但是，如果它隻存在於地震後的一周，這種經驗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去年5·12的時候，企鵝問答曾經推出一個問題：“5·12地震時你正在做什麼？”結果，當天有幾萬人進行瞭回答。很多人來自北上廣這些遠離震區的地方，他們的記憶仍然清晰。不管他們是否有親戚朋友在災區，那天的2點28分，對他們來說都是有區分價值的“時間”。個體的記憶，也許並不是最真實、最可靠的，但是對每個人來說，這確實是最有價值的。

如果再大一點，他會懂得，“敬禮男孩”這個媒體貼給他的標簽，也許會成為束縛。5·12地震時媒體貼瞭很多標簽，試圖在悲傷的氣氛中，讓一些意義凝固下來。“敬禮男孩”、“抗震小英雄”、“地震背妻男”……但是10年過去，這些標簽早已一片狼藉。

大多數人為的標簽，都面臨著這種窘境。那個宣稱救出兩位同學的小英雄林浩，在8月的奧運會開幕式上，和姚明一起成為旗手。後來，開始有人質疑他造假。當時隻有9歲的林浩，媒體報道他的理想是到清華學建築，造出堅固的房子。後來，他成為瞭演員，但是在演藝事業也並不順利，如今的他，把自己定義為瞭公益人士。“小英雄”的光環和價值都在衰減，也許最終他不得不接受自己是普通人這個事實——這種結局，也許是最好的瞭。

有一位記者朋友向我講述一段當時的采訪經歷：地震三天後物流路徑規劃的一個傍晚，他們在帳篷外看到一個黑影在移動，走過去發現是一位老太太。她冒著危險，翻山出來求救。這樣的故事，現在看來是一個很感人的新聞，但是在當時卻並沒見諸報端，因為在當時這樣的“故事”太過普通瞭。

所以，後來“豬堅強”成為媒體聚焦的重點，很多人的求生故事，反而被冷落瞭，因為“豬堅強”足夠特別，可以貼上一個標簽。這很符合新聞學的規律，但卻讓人悵然：我們在追尋“意義”和“標簽”的時候，錯過多少鮮活有力的生命啊。

“豬堅強”我們該如何紀念地震？當初樹立的英雄人物，大多已經變成瞭凡人。其實，這是再正常不過的結局。時間奔流向前，沒有誰能夠永遠停留在原處。在時間面前，圖片和故事所貨車gps定位展示的“意義”，並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牢固。毫無疑問，這是讓人氣餒的。很多人在地震後發出的誓言，也和這些“意義”一樣歸入塵土。

如今那些在汶川、北川追尋“意義”的記者，很多都陷入瞭困境。重建非常成功，很多地震後建的學校，美麗而堅固。有些地震遺址，建成瞭博物館。我們總是想總結出整體性的“意義”，但是在“日常”的生活中，去紀念作為大災難的地震，總是困難的，有時候還是假惺惺的。

從根本上來說，地震造成的傷痛，總是個人的，大多數時候難以言說。在北川，清明節是最讓人動容的日子，而不逢是5·12當天的周年紀念。重建道路、學校、醫院總是容易的，而人內心的重建則無比艱難。清明節的祭奠更為動人，是因為這是活著的人與死者之間的橋梁。每一個活著的人，在為遇難者撒上紙錢的時候，他必然認識到自己的活著是一種幸運。在這樣的時刻，生和死才能達成某種妥協。

等冷靜下來，人們發現吳加芳其實是一個普通的男子。或許他背起妻子遺體的時候，心中充滿柔情。但是在漫長的日子裡，他終究是一個充滿缺點的男人。

運送救災物資途中，圖：黃新路最終，我們能夠講出的，仍然隻是自己的故事和經歷。它是鮮活的，因為我們還活著，會在內心的某一個角落，存儲下地震的記憶，且設置為永遠不能刪除。如果說媒體建構出來的意義很容易消散的話，我們在自己生命中刻下的印記，也許會更長久。我們的人生、愛情乃至命運，都有可能被地震所改變。

這種個人性的回憶與紀念，當然是有價值的，但是本質上來又總會顯得膚淺。我們是活下來的人，僅僅這一點，就可能讓我們感到僥幸，甚至內疚。那些在地震中遇難的人，如果地下有知，他們會如何看待我們的表演呢。

我們沉醉在個體的敘事之中，有時候甚至會忘記地震曾經讓我們團結起來，成為一個臨時的“共同體”。

地震造成的傷痛，總是個人的，大多數時候難以言說。在北川，清明節是最讓人動容的日子，而不逢是5·12當天的周年紀念。

這就是時間。

【責任編輯：肖肖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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